近年来，草原生态保护与恢复成为社会关注的热点问题之一。近日，《中国绿色时报》记者就相关问题对北京林业大学草业与草原学院院长董世魁教授进行了专访。

草原生态保护需加强基础科学研究

草原作为覆盖陆地面积最大的生态系统，具有防风固沙、润养水源、净化空气及维护生物多样性等重要生态功能，对社会、经济、生态及人类社会的可持续发展具有极其重要的影响。我国是世界拥有草地资源最丰富的国家之一，草地总面积近4亿公顷，约占国土面积的41%，草地可利用面积3.3亿公顷，占天然草地资源总量的84.27%。

近年来，受家畜超载放牧、工矿建设、征占用等因素影响，我国大部分草原存在不同程度的沙化、石漠化、盐渍化等退化现象。董世魁介绍说，我国的草原退化面临着退化面积大、退化类型多样、退化成因多样等问题。20世纪90年代，我国草原退化面积超过90%，如北方地区的沙化退化，青藏高原地区的黑土滩型退化等多种类型的退化问题。

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我国开始加大草原生态保护与恢复力度。董世魁告诉记者，我国北方京津地区风沙源的治理取得非常好的成效，库布齐沙漠治理就是成功的范例。

我国草原生态保护和恢复应加强基础科学研究。草原退化表面上看是植被减少、盖度下降，但还有支持它的地下土壤系统的改变，比如土壤的微生物和养分变化等，弄清生态系统变化的机理，草原生态恢复工作就有了科学依据。董世魁说，不同类型的退化草原进行恢复治理时，一定要清楚用什么样的种子，用什么样的土壤改良剂，用什么样的机械，草原生态恢复工作需要有系统性的科学研究做支撑。

走草原可持续发展之路

距1985年《草原法》出台，时间已过去了30多年。《草原法》作为生态文明制度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事关草原保护修复长远发展，涉及亿万农牧民切身利益，是草原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保障。

董世魁说，过去我们更强调草原的生产功能，现在注重生产和生态功能并重，在注重草原生态功能的同时，也希望草原的生产功能能够继续发挥作用，因此草原的生态资产、生态价值的核算，也应列入《草原法》里。此外，应严格定义草原资源的有偿使用和草原生态恢复过程中的补偿，并在延续的基础上，对草原的边界重新界定。

围栏禁牧确实对草原生态保护和修复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董世魁说，20世纪七八十年代，为了草原合理利用进行的草原围栏主要是用于划区轮牧或确权用的。2000年左右草原生态恢复工程实施的时候，草原围栏无论是从生产的角度和生态的角度，都起到了积极作用。草原的恢复一定要看阈值，达到一定的阈值后草原就恢复健康了。从2000年开始实施退耕还林还草到现在，有些地方已经达到可以放开围栏的程度。生态学上有个词叫中度干扰理论，即生态系统在中度或者适度干扰的状况下，它的稳定性、多样性都是比较高的。从长远角度讲，应根据草原类型合理的建设围栏，在水草条件比较好的地方，如青藏高原东部的草甸区等建设围栏，实行划区轮牧，适度的放牧对草原恢复保护是有帮助的。

草原生态恢复需“对症下药”

“世界屋脊”之称的青藏高原是世界面积最大的高寒草地分布区，特殊的地形、地貌形成了高寒草地景观，但是严酷的自然环境使这里的草原保护与修复十分艰难。

从2004年开始，我国推行了退牧还草工程，董世魁和团队结合退牧还草工程对青藏高原草地生态保护和恢复做了一系列研究。董世魁告诉记者，草原退化就像人生病一样，需要“对症下药”，也就是要先判断草原退化的症结所在。我们给草原退化程度做“诊断”，研究提出了植被退化指数，量化草地植被的退化程度。草地作为一个生态系统，土壤也十分重要。在诊断过程中，我们又构建了土壤质量指数。草地生态系统是一个完整的综合体，它不可能单要素存在，我们把植被、土壤和动物都综合进来后，又构建了一个整合的综合性指数，叫生态系统健康指数。通过这些指数的遴选，把草原退化分为轻度、中度、重度和极度4个退化等级，提出分级恢复措施。对轻度退化的草地采用自然恢复手段，对中度退化草地采取人工补播的手段恢复，重度和极度退化草地则需要进行人工改良或重建。这样的过程被称为分级恢复退化草地。

明确分级恢复措施以后，就要分类恢复退化草地。董世魁说，再青藏高原研究中，从草原退化诊断到不同退化类型的恢复措施研究以及恢复措施效果评价，团队都做了一系列研究。研究发现，高寒草原的退化类型主要表现为沙化，对于极度退化草地，利用人工重建的方式进行恢复，但它需要的草种和普通草原完全不同。

青藏高寒草原修复面临种源缺乏的问题，这也是我国在草原生态恢复领域内普遍存在的问题。董世魁说，我国草种研究相对薄弱，生态恢复所需草种的现存最大问题是种源缺乏，很多时候是无种可用，没有商品化的生态恢复专用草种，而且草种育种技术手段相对落后，种子本土化目前比较薄弱，这些都限制了我国草原生态恢复和草业绿色发展。